济南王和济宁王虽然在多方斡旋和南朝警告下暂时罢兵，开放了水道，但是局势却骤然紧张起来。在运河附近突然出现了多股水贼、河盗，他们劫掠货物，抢劫商船，一时间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单独的商船不敢下水结成大队而行，可仍然难以幸免，仍频繁遭到袭击。
商船屡屡被劫，不仅使得商贾们蒙受损失，也让他们背后的权贵们利益遭到巨大损失，纷纷向也只里和察罕帖木儿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剿灭匪寇，保证商船的安全。但是运河绵延数百里，有诸多大小河流汇入，且河湾和水汊众多，且此时芦苇正是茂盛之时，极适合盗匪藏身。
因而尽管两人派兵多次清剿，虽然有所收获，但依然难以断绝。且盗匪们十分狡猾，他们知道两人积怨甚深，一旦被追得极了，便逃入对方的境内，使得追击者投鼠忌器，不敢贸然过境追击，以免引发误会。
于是乎盗匪们就在运河之上左右横跳，抢了这方的商船，立马就躲入对方的辖地，甚至会潜入南朝境内，让追讨的官军干瞪眼无计可施。这便导致剿匪收效甚微，让也只里和察罕帖木儿更是心生猜忌，怀疑是对方指使盗匪在自己的辖地作乱。导致双方间相互指责，矛盾更深。
南朝方面也是屡屡提出抗议，称他们纵容盗匪越境进入大宋劫掠，若是再如此将不得不遣兵越境清剿，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焦头烂额之下，他们只能严令地方协同进剿，而地方以财政拮据，无力募兵为由拒绝。
但是盗匪们似乎尝到了甜头，他们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转而联合起来作案，他们啸聚于胡泊之中，多着上千人，少者也有数百，小股官军不敢掠其锋。他们胆子愈发大起来，居然敢公然闯入运河，杀死了押送岁贡船队的官军，抢走了贡品……
岁贡这东西在大宋上下看来，并非价值的多少，而是国家强盛和尊严的标志，是另一个国家臣服的体现。尤其是大宋朝自立国以来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略，可在自身实力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为了免除边患不得不先后向契丹、女真和西夏，乃至蒙元缴纳岁币。
有人说花钱买和平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毕竟这些钱对于经济空前繁荣的大宋朝而言仅是小钱，不及双方贸易额所得的一角。这种观点在后世依然流行，认为用钱买来了天下太平，又给自己创造了贸易的机会，足以抵销负面影响。
但赵昺以为大宋时期的岁贡即便没有如后世清末那种赔款给国家带来灾难，给百姓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可这种行为伤害虽小，侮辱性极大，是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羞辱。反过来而言，大宋向其它藩国收取岁贡，却能提高民族的自豪感，也是国家强盛的象征。
现下其实与赵昺抱着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曾遭受蒙元灭国，皇帝被掳走，受到蒙古人欺压十多年的情况下，蒙元被大宋打得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不得不向自己求和纳贡，不仅让士人们感到自豪，也让普通百姓们扬眉吐气。
所以当今年蒙元岁贡没有按时缴纳的消息传到临安，立刻引发了朝廷上下的不满，且在有人操纵下各种‘阴谋论’盛行，以为蒙元方面岁贡被盗匪所劫的说辞根本不足信，激烈点儿的是言其是有意挑起事端，藐视大宋；就是比较正常的也是认为蒙元是在试探大宋的底线，寻机破坏和议；而百姓的思想最为朴素，认为在重兵押送的情况下，岁贡怎么会失陷于盗匪之手，分明就是想赖账。
此时大宋通讯还处于驿马传送的低级阶段，但是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不仅有朝廷主办的《帝国日报》、《临安时报》，枢密司、各部省也会不定期出邸报，而民间的商报足有十几家。上行下效，地方路府也跟着办报，转发朝廷报刊重要信息，同时加入本地发生的新闻和信息。
所以临安发布的消息通过驿传系统散布到各地，又带回了各地的消息，虽然会随着远近不同，信息会有所滞后，但是也成功的完成了信息的散播。使得当前在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迅速在大宋各地传播。
于是乎大宋上下对于蒙元方面所为同声声讨，绝不能纵容他们所为，朝廷一定要对其加以惩治。一时间赵昺的案头摆满了来自各界的折子，既有官员们痛斥蒙元无耻要予以严惩的，也有军中将士请战讨伐的，也有士子们要求朝廷出兵御辱的。此事还成为诸多清谈团体的重要话题，他们也跟着上奏要求对蒙元做出强硬的反应……
这一切当然是赵昺和事务局一般人主持策划的，说起来‘造谣’同样是技术活儿。他们将事实做了‘适当’的调整，夸大了有些方面，却又删减了部分内容，即让百姓们能够感到合理，容易接受，也让朝野上下感到愤怒，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
比如他们说蒙元送来的岁贡，是被盗匪所劫，大宋百姓就普遍不认可。
要知道而今的大宋在他强力的镇压下，海上和内地的盗匪几乎绝迹，只是偶尔新复的滇贵地区偶尔有匪患的传闻，说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是少有的太平景象。而当年蒙元铁骑肆虐江南是情形，百姓们记忆尤深，他们如何肯相信曾经让他们饱受荼毒的蒙古军，现今居然不敌那些如乌合之众的盗匪，还让其劫了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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